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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据台湾华裔美国文学专家单德兴考证,亚裔文学

浏览次数:153 时间:2020-02-27

在亚裔美国文学研究领域,美国佛罗里达州圣托马斯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院院长、美国文学教授黄桂友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亚裔美国文学学者的研究大多从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的角度提出一个框架或观念,而黄桂友的亚裔美国文学观却同时具备了全球与本土两种视野。
  亚裔美国文学自上世纪70年代起步以来,作家、作品层出不穷,纷繁芜杂,很多批评家和学者都试图对这一冒现的文学进行定义、描述、概括,新的术语和名词越来越多,各种理念和框架漫天横飞,研究者和读者如果想对亚裔文学有全面的了解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黄桂友近十年来一直致力于对亚裔文学进行全面的疏通整理,他以最朴素的方法、最基本的文类为标准,先后组织编写了《亚裔美国自传作家》《亚裔美国诗人》《亚裔美国短篇小说家》以及《哥伦比亚亚裔美国文学导读》等一系列著作。这些著作总结和综述了一个半世纪以来,从远在亚裔美国文学这个术语出现以前至21世纪初亚裔美国文学各个文类的发展沿革,提供了所有重要作家作品的介绍以及文献综述。与其它根据各种标准编撰的亚裔美国文学选不同,黄桂友在编选过程中注重客观、全面,不寻求刻意提高某些作家作品的地位,也不故意贬低或排除某些作家作品。
  此外,黄桂友还主编了论文集《亚裔美国文学研究》和《全球视野下的亚裔美国文学》等著作。在《全球视野下的亚裔美国文学》的前言“东方、西方以及全球的亚裔美国文学”中,他通过追溯蝴蝶意象在中国和西方文学中的演变,提出这样一个论断:和其他族裔文学一样,亚裔美国文学“既是全球文学也是比较文学”。
  在2006年出版的《哥伦比亚亚裔美国文学导读》的前言中,黄桂友指出,“Asian American”这个词本身从社会和地缘意义上说就很有争议。从文化与地缘意义上,“Asian”一词应该是有容量的,“American”也并不一定仅指美国。他主编的《亚裔北美文学百科全书》,组织了全世界一百多位学者为该书撰写条目,是迄今为止关于亚裔美国和亚裔加拿大文学最全的一套参考书,是对该研究领域的一大贡献。在该书中,黄桂友将亚裔加拿大文学囊括进亚裔北美文学。他认为亚裔加拿大文学起步虽然晚于美国,但现在研究的人越来越多,且美加两国地缘毗邻、语言相通、移民法律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和相似之处,现在该是给亚裔加拿大文学“树碑立传”的时候了。同时,他认为文学百科全书并非是纯粹的文学作品,因此这部书中还应该包括与亚裔文学密切相关的条目,诸如历史事件、政治运动、政府法令、历史人物、有影响的电影作品等。
  除了全球视野,黄桂友主张在研究亚裔文学还应该具有本土视野。不可否认,亚裔文学与主流美国文学甚至其他国家的文学有着密切的联系,不同族裔的亚裔作家之间也有互动和交流,因此该领域的研究者不应该只局限于与自己母国文化相同的族裔文学,也应该关注其他族裔的亚裔文学,不同国家的学者也应该加强联系和交流。但黄桂友认为研究者的本土视野非常重要。首先,研究者与同一族裔的作家“有共同的历史文化渊源,这样在阅读和鉴赏作品时容易产生共鸣或找到契合点,从而为研究提供了知识上的方便”。他举例说,越南学者对越裔描写越战的作品在心理上的距离感最小,这是因为很多越裔作家多是基于自身的经历,或者听目击者的第一手转述,而中国人、日本人或者韩国人对越战的认识多是通过媒体报道或书籍了解的。其次,他认为美国亚裔在教育下一代时,英语外的第一外语通常都是世袭语,即父母或祖辈的母语。这些亚裔作家在其作品中,往往使用双语甚至是多语,体现他们的民族感情,即对祖辈文化的尊重、认可和忠诚。这也使得亚裔文学的研究者在研究与自己民族相同的亚裔文学作品时获得民族认同感和产生共鸣。所以,亚裔文学研究领域出现中国学者主要研究华裔美国文学,日本学者主要研究日裔美国文学,越南学者主要研究越裔美国文学是可以想像和理解的。   


据台湾华裔美国文学专家单德兴考证,早在1981年,台湾的刘绍铭就开始译介华裔美国文学,如《唐人街的小说世界》(1981)和《渺渺唐山》(1983)等。林茂竹的《属性与华裔美国文学经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唐人街美国文学研究》(Identity and Chinese_American Experience: A Study of Chinatown American Literature Since World War Ⅱ, 1987)是台湾学者关于华裔美国文学最早的一篇博士论文,之后许俪粹、冯品佳、张瑶惠、梁一萍、刘纪雯、陈淑卿等人的博士论文也以华裔美国文学为研究对象。[1]
自1993年开始,台湾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每两年举行一次华裔美国文学专题研讨会,迄今已经出版了两本颇有影响的华裔美国文学论文集,成为当今大陆华裔美国文学研究论著中频繁出现的参考文献:第一本论文集《文化属性与华裔美国文学》,1994年由台湾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出版,收录了该所于1993年2月主办“文化属性与华裔美国文学研讨会”论文及座谈会记录,并附访谈录一篇和书目提要一份,论文分别探讨华裔美国文学的重要作家汤亭亭、朱路易、赵健秀、黄哲伦及其作品中所透露的种族、性别、文化认同和民族、国家认同等问题。1996年又出版了《再现政治与华裔美国文学》,收录了该所1995年4月主办的“再现:第二届华裔美国文学研讨会”论文,探讨了天使岛诗歌、华裔美国文学自传、徐宗雄的《家乡》、任壁莲的《典型的美国人》、伍慧明的《骨》、赵健秀的《甘加丁之路》和西方的蝴蝶夫人等文本中所透露的再现问题,展示了台湾学者对华裔美国文学的动态观察和深入思考。值得一提的是,台湾中央研究院华裔美国文学研讨会主办的每一次华裔美国文学研讨会都有华裔美国知名作家、学者参加,如张敬珏、汤亭亭、林英敏等人都曾出席过这些研讨会并发言或接受访谈,这对推进华裔美国文学研究的互动和对话是大有裨益的。
不仅如此,华裔美国文学在1990年代也进入了台湾地区的文学教育体制,诸多学者在台湾大学、交通大学、清华大学、中正大学、彰化师范大学、淡江大学、东吴大学等高校开设了“华裔美国文学”课,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生选择华裔美国文学作为学士、硕士甚至博士论文。期刊杂志如《美国研究》(American Studies)、《淡江评论》(Tamkang Review)和《中外文学》(Chung Wai Literary Monthly)也经常刊登这方面的论文,由此可见台湾的华裔美国文学研究的蓬勃态势。
但台湾的华裔美国文学研究也存在视野的局限和盲点。正如台湾学者张锦忠在《检视华裔美国文学在台湾的建制化(1981-2001)》一文中所追问的:“研究华美文学究竟能够带给台湾学者什么样的反思?如果我们的诠释工具,其实就是美国学界所通行的少数族裔或弱势论述、后殖民论述、女性主义、文化研究、文类理论、或文学史书写理论,那么我们的台湾观点在哪里?”[2]
虽然张锦忠的质疑不无偏激之处,但却直指台湾华裔美国文学研究的致命弱点:过于紧跟美国学界的批评套路,大多采用美国盛行的少数族裔理论、后殖民理论、女性主义理论或文化研究理论去观照华裔美国文学,并没有真正体现出“台湾学者的观察视角”,台湾的华裔美国文学研究还没有真正形成自己特殊的理论架构,更没有形成特殊的“台湾视角”,不可能像非洲裔文化理论家那样形成自己独特的诗学话语。对单德兴提出的对华裔美国文学研究的“相对化、历史化、脉络化(relativize, historisize,contexualize)”的“三化建构”,张锦忠也认为“看似周延,其实并无法彰显华美文学研究的特殊性。”[3]
由于台湾的华裔美国文学研究者大多留学美国,其博士论文都是在美国的大学完成,回到台湾后继续从事该方面的研究和教学,与美国的华裔美国研究界联系紧密,所以其批评动向几乎与美国同步。例如美国的黄秀玲于1997年的论文中论及聂华苓、白先勇、於梨华等人,把华裔美国文学的研究对象扩展到了用中文创作的华人作家;台湾的单德兴、冯品佳等就有及时的回应,开始研究华文作家严歌苓和黎锦扬用汉语创作的作品,分别发表《从多语文的角度重新定义华裔美国文学——以〈扶桑〉和〈旗袍姑娘〉为例》(单德兴,2000)和《严歌苓短篇小说中的移民经验:以〈栗色头发〉、〈大陆妹〉及〈少女小渔〉为例》(冯品佳,2001)等论文。通常而言,这样的互动交流对于学术研究是非常有利的,但不可避免的是容易发出“一个声音”,从某种程度上湮灭了批评话语的多样性。
但台湾学者对华裔美国文学研究的贡献是巨大的:以单德兴为例,他多次赴美与华裔美国作家进行面对面的访谈,出版了《对话与交流:当代中外作家、批评家访谈录》(2001年),积极筹备台湾地区的华裔美国文学研讨会并出版论文集。这些资料对推进大陆的华裔美国文学的研究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单德兴对华裔美国移民经历的历史场域天使岛、唐人街进行了多次实地访问,对华裔美国文学的人名掌故认真考证,不断更新台湾华裔美国文学研究书目提要,为后来者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多年来,台湾学者对华裔美国文学理论建构孜孜以求,提出了诸多创见。


华裔美国文学发展至今,已经有了一百五十多年的历史。在1970年代获得“华裔美国文学”命名之后,内容日益丰富、多元。但从中国大陆和台湾的研究状况看,两大板块的研究各有其需要拓展的空间。中国大陆由于历史的原因,华裔美国文学研究起步较晚,观点还没有摆脱聚焦“华裔美国文学的中国言说”这样一种研究范式。台湾学者虽然对于华裔美国文学研究反应热烈,但以台湾的弱势地位和“离散”的政治、文化状态,不太可能全面地评价华裔美国文学。正如张锦忠所质疑的:“华美文学中的‘汉字’可能粤语、台山话或华埠俗语居多,台湾学者未必能胜任,……这样的阅读盲点,和华美作家‘误译’和‘扭曲’中国传统故事或古典比起来,又何尝不是另一种隔阂?”[8]
由此可见,由于立场、视角的偏移和视野的狭窄,当前的华裔美国文学研究有待于进一步的突破。而在笔者看来,只有做深入、贯通的文学母题研究,才可以给华裔美国文学定性,从而构成华裔美国文学的传统。一种文学类型,自然与血缘、宗教、文化传统有关系,而这种关系会在文学母题上表现出来。华裔美国文学的母题,是由华裔族群的历史遭遇、心理积淀、思维方式、行为模式及文学想象等因素综合铸就的。
在美国,有两个少数民族的处境是非常相似的:被美国主流称为“模范少数民族”的犹太裔美国人和华裔美国人。在犹太裔文学母题背后是强大的犹太文化传统和美国主流文化传统,华裔美国文学背后是强大的中国文化传统和美国主流文化传统。犹太文学中若干具有普遍意义的母题以其特定的方式实现着对犹太文化的遵循和演化,比如“边缘人”、“父与子”、“牺牲——救赎”等,[9]而华裔美国文学的母题则显示出对祖居国(中国)和居住国(美国)文化的双重归循。对于犹太裔美国文学,国际国内学者在母题研究方面作了大量的探索,发掘出了许多具有典型意义的犹太文学母题,使犹太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类别得以确定。而我们的华裔美国文学研究比较侧重文本以外的“外部因素”,还没有挖掘出华裔美国文学特有的文学和艺术内涵。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做深入贯通的母题研究;同时,要整合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华裔美国文学研究,也必须抛弃地域上的偏见和政治、文化上的歧见,落实到具体的文学母题上。
在选择华裔美国文学的母体研究这一点上,美国亚/华裔美国学者黄秀玲教授专注于亚裔美国文学内部整体性研究的《从必要到奢侈——解读亚裔美国文学》 (Reading Asian Ameirican Literature:From Neccisity to Extravagance,1993)一书可以为我们提供诸多的启示。该书不仅提出了亚裔美国文学从政治上联合的必要,而且试图通过与亚裔美国历史、文化的互文性阅读,建立一种亚裔美国文学的“文本联合(texual coalition)”,体现亚裔美国文学自身的“特殊模式”,[10]以揭示亚裔美国文学共享的、有别于一般的美国文学的特殊性,旨在“建立一种亚裔美国文学的历史连贯感”。[11]
黄秀玲建立“亚裔文本联盟”的基础是研究具有共通性的亚裔美国文学母题。《从必要到奢侈——解读亚裔美国文学》每一章都针对一个亚裔美国文学母题的“独特模式”,虽然这些母题在英美主流文学中也可能存在,但她侧重的是对亚裔美国特殊的历史、文化与文学文本进行“互文”性解读时这些文学母题所展现的独特意义。迄今为止,黄秀玲这样对亚裔美国文学母题作贯通性的、细致精微的研究成果还没有被后来者超越。但由于该著作是对亚裔美国文学的总体研究,其研究对象就涉及华裔、日裔、菲律宾裔等多种少数族裔的文学文本,母题选择也是基于亚裔美国文学文本的共同性,所以对于华裔美国文学母题自然不可能特别关注,涉及的华裔美国文学文本也大大受到限制。自然,该著作不可能在亚裔美国文学母题的研究中囊括华裔美国文学的母题。这为华裔美国文学研究者留下了空间。
鉴于此,作为华裔美国文学研究者,我们应该通过对华裔美国文学母题的发掘,揭示华裔美国文学特有的文学传统和表达方式,套用黄秀玲教授的术语,就是要建构华裔美国文学的“文本联盟”,使华裔美国文学的界定和认同更加明晰化,突破华裔美国文学研究内部的歧见和纷争。
任何文学作品的思想取向都不可能是单一的,华裔美国文学亦然。但从整体上来看,有一些具有典型意义的文学母题在华裔美国小说中得到了较为突出的体现,比如“唐人街”、“边缘人”、“越界者”、“父/子”、“母/女”等。这些小说母题中的一些虽非华裔美国小说所独有,却在华裔小说文本中得到了十分集中、典型的体现,蕴含了华裔特殊的流散、播撒的族裔经验和文化积淀,成了华裔美国人历史、文化的重要表征,有着相当的研究价值。专注于华裔美国文学母题的研究,旨在探寻华裔美国文学产生的机制,其历史、文化、民族心理渊源,其所蕴含的文艺美学、文化诗学层面的意义,从而为当下的文化语境提供可资借鉴的文化方略或行动纲领。


与台湾相比,大陆的华裔美国文学研究起步较晚。1980年代是华裔美国文学的发轫期,从江小明的“新起的华裔美国作家马可辛·洪·金斯顿”(《外国文学》,1981年第1期)、凌彰的“美国华裔女作家洪亭亭”(《世界图书》,1981年第5期)两篇“开山之作”算起,华裔美国文学研究似乎已经有了二十多年的历史,但整个80年代大陆对华裔美国文学仅仅限于零星的译介,从1980年到1990年十年之内一共才发表了5篇文章,而且有一些是翻译外国学者的论文,如杨发章(美)的《论美籍亚洲人的认同身份、内外冲突和生存策略》(徐竹译,《国外社会科学》1985年第1期)一文。这篇发表于1985年论文已经论及华裔美国文学的身份认同、文化冲突和生存策略,但这并不代表当时中国大陆的研究水平,我们是在十多年以后才开始对华裔美国的身份认同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华裔美国文学,在国内有两支研究队伍:一是英语系学者组成的华裔美国文学研究队伍,一是以中文系学者为主体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队伍。海外华文文学研究队伍主要是研究海外华人的中文创作,最早从台港文学开始,进而关注到东南亚文学,后来才触及到了北美、欧洲、澳新等板块的研究。与英语系的华裔美国文学侧重译介的研究态势相比,中文研究队伍侧重从文化、身份的角度切入华裔美国文学的研究。暨南大学的饶子教授早在1993年就倡导海外华人文学的跨文化、跨语言研究,提倡打通海外华人的母语与非母语文学,先后指导了多篇博士专注于华裔美国英语文学的研究,大大拓展了海外华人文学的研究空间。
1990以来,大陆学界对于华裔美国文学的关注逐步升温:最有代表性的是《读书》杂志于1993年连续发表了冯亦代6篇介绍华裔美国作家的文章,但这些文章大多限于对作家、作品的总体介绍,没有发表深入的评论。1998年南京大学的张子清教授领衔组织翻译了第一批华裔美国文学作品,大力推动了大陆华裔美国文学研究。2001年,《国外文学》、《外国文学》研究分别推出了华裔美国文学专栏论文,发表了多篇专门论述华裔美国文学的论文,掀起了华裔美国文学研究的高潮。该年10月底在北大举行的北京大学/纽约州立大学美国文学与文化研讨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出现了由吴冰教授主持的“当代华裔美国文学”小组讨论,参与者众多。2002年在南京举行的第7届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7届年会上,饶子教授主持了“海外华文文学、华裔文学与域外汉学研究”小组讨论,在座的发言者来自中国、美国和东南亚各国,中外研究者对华裔文学研究进行了平等的探讨和对话。2002年、2003年华裔美国文学在大陆的研究持续高涨,其中2003年华裔美国文学期刊论文达到了67篇,几乎是前一年的两倍半,而截至2004年底,中国大陆发表期刊论文总数已经达到238篇,其中2001年至2004年就达到160篇以上,由此可见华裔美国文学研究近几年在中国的蓬勃发展。2003年1月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华裔美国文学研究中心成立,2003年11月“美国少数族裔文学学术研讨会"在四川大学召开,华裔美国文学成为本次研讨会的焦点。同年,南京师范大学程爱民主编的《美国华裔文学研究》论文集出版。2004年3月复旦大学成立了“华人文学研究所”,另外国内多所高校也成立了亚/华裔美国文学研究中心或研究所,同年张子清主编的新一辑“华裔美国文学译丛”出版。对此,华裔美国文学的开拓者吴冰说:“这一切,标志着中国大陆华裔美国文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4]
与此同时,华裔美国文学也渐渐进入国内英语语言文学学科的课程设置:北京外国语大学从90年代初就在英语系为美国学的硕士生开“亚裔美国文学”课,多年以来,以北京外国语大学、南京大学、暨南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厦门大学、四川大学等为主的学校已经培养出好几届研究华裔美国文学的硕士、博士。
多年以来,大陆对于华裔美国文学的研究似乎形成了一个定势:研究者们总是渴望找寻到更多作为华裔美国人在文学书写中的共性,诸如对中华文化传统的继承,对中、西文化冲突的表现等。已经出版的两篇博士论文《西方语境中的中国故事》和《文化的乡愁:论美国华裔文学的文化认同》都代表了这方面的声音,体现出大陆学者的“中国视角”:前者以汤亭亭的三本小说为研究对象,分析作品对于中国神话和文学经典的挪用、改写和创新,肯定了作为美国的少数族裔的华裔作家对中国文化资源的创造性挪用;后者则主要论及华裔美国文学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和对“文化中国”的书写,如作者自己所言,该书从“华裔文学的属性分析入手,强调了其中的中国文化向度”[5]。从近几年发表在各种期刊上的论文来看,以华裔美国文学的“中国文化书写”、“中美文化冲突、对话与融合”等为论文题目或关注点的文章很多,体现了中国学者构建死界性的“文化中国”的强烈愿望。
作为中国学者,对于华裔美国文学的中国文化书写自然感到特别的兴趣,正如单德兴所言,“相较于主流美国文学或其他亚裔美国作品,华美文学由于族裔、文化的缘故,在中国学者心目中有一股特殊的亲切感,尤其涉及若干中文的表达方式、转化或挪用中国文本、或与中国文化相关时,更是如此。”[8]然而,作为生活在双重甚至多重语言、文化、历史、阶级语境中的华裔美国作家,作为生活“在世界之间”的人,他们的认同不可能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单纯,他们可能对于母居国有着“文化的乡愁”,在西方的语境中讲着中国的故事,也许不时也有着“归家”的渴望,但从主观和客观上看,他们都不会也不可能“归来”。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亚裔研究系的王灵智教授在《双重“宰制”的结构:关于海外华人研究中的范式问题》一文中就对美国华人研究中的两种范式——“同化”(assimilation)和“效忠”(loyalty)提出了质疑,分析了这两种研究范式的局限性。他说,在美国,“同化”研究范式关注的是种族差异、欧裔美国人与华人少数族裔的冲突,中国人如何被美国同化,同化如何失败,美国社会如何通过政策和法令去对待中国移民等;而在中国,与之相反,主流观念就是美国和其它国家的华人对故乡的亲人、对自己的乡土、对中华文化和国家的效忠或忠诚。[6]王灵智继而提出,“华裔美国人的身份既不是从美国,也不是从中国转换而来,而是植根于华裔美国经验的一种新的身份”[7],因此我们用“WASP”主流的“同化”范式或中国的“效忠”范式去研究是不合适的。这样的呼声,其实也是众多华裔美国作家所倡扬的,从赵健秀对“亚裔感性”的呼吁到汤亭亭、谭恩美、任璧莲等对“华裔美国作家”中“华裔”标签的抗拒,揭示了华裔美国文学研究中有待拓展的另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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