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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又粗又肥,诗是这样的

浏览次数:131 时间:2020-02-27

我们活着,感受不到国家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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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说话,声音传不到十步之外,

偶然之间,我从朋友海男的《花纹》里读到一首诗,作者是曼德尔施塔姆。

只要在哪里发出悄悄的声音,

诗是这样的:

那一定是克里姆林宫的山民。

我被赋与了身体,我当何所为?

他的手指如同蛆虫,又粗又肥,

面对这唯一属于我的身体?

他的话准如秤量普特的秤锤,

为了已有的呼吸和生活的

蟑螂般的大眼珠露喜含笑,

宁静欢乐,我该向谁表达感激?

两只长筒靴总是光彩闪耀。

我是园丁,也是一朵花,

他身边簇拥着一群细脖子的头头们,

在世界的牢狱中我并不孤单。

他就玩弄着这些半人半妖的仆人,

永恒的窗玻璃上,留下了

有的吹口哨,有的学猫叫,有的在哭泣,

我的气息,以及我体内的热能。

只有他一个人拍拍打打,指天画地。

那上面留下一道花纹,

他发出的命令如同钉马蹄铁掌——

在它变得模糊不清以前。

钉向屁股,钉向脑门,钉向眉心或眼眶,

但愿从凝聚中流逝的瞬间,

每判人一次死刑,他就感到愉快,

不会抹去心爱的花纹。

而且还要显示出奥塞梯人宽广的胸怀。

严格地讲,曼德尔施塔姆不知所终,他死于何时何地,到目前为止,人们只能说出个大概。他是一位被发现的诗人,如果不是198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约瑟夫·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在受奖演说提到这位伟大的诗人,可能,他还只能沉睡在符拉迪沃斯托克那冰冷的冻土层中。

这是1933年接近年底时一位瘦弱的俄罗斯诗人在一次小型的聚会上朗诵的一首讽刺诗。这首诗注定要惊骇于苏联文坛并彪柄于世界文学史。因为它的矛头指向是当时世界上最位高权重的统治者——斯大林,这是斯大林执政近30年中绝无仅有的事。听了这首诗的文朋诗友们吓得心惊肉跳,面无人色,一再要求这位瘦弱的诗人以后不要再朗诵这首诗和提及这次朗诵了,要他把这一切彻底忘掉。诗人本来十分兴奋,也很高兴,因为他把多年受压抑而对现实的不满,痛痛快快地发泄了出来,而且把人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话说了出来。这一会朋友们的吓人的告诫和胆颤的模样让他好像一下子掉进了冰窟。他也开始觉得不妙了。告别时,大家面面相觑。受大家情绪的感染,他也悸动不安起来。朋友们望着他渐渐远去的孱弱而略显佝偻的背影,心中都默默为他祈祷:愿上帝保佑这可怜的人,不要让灾难降临到他的头上。

在演说中,布罗茨基说:“……作家不能代表作家说话,诗人尤其不能代表诗人说话;若是让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玛丽娜·茨维塔耶娃、罗伯特·弗罗斯特、安娜·阿赫玛托娃、魏斯坦·奥登出现在这个讲坛上,他们也会不由自主地只代表自己说话,很可能,他们也会体验到某些窘迫。

这位大胆异常、敢于直接讽刺斯大林的诗人是谁呢?

“这些身影常使我不安,今天他们也让我不安。无论如何,他们不鼓励我妙语连珠。在最好的时辰里,我觉得自己仿佛是他们的总和——但总是小于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个体。因为在纸上胜过他们是不可能的,也不可能在生活中胜过他们,正是他们的生活,无论其多么悲惨多么痛苦,总是时常——似乎比应该有的更经常——迫使我去惋惜时间的流动。如果来世存在——我更愿意其存在,而无法否定其永恒生命的可能性——如果来世存在,我希望他们原谅我和我试图作出的解释:终究不能用讲坛上的举止来衡量我们这一职业的价值。

他就是俄罗斯白银时代最著名的诗人之一的曼德尔施塔姆。曼德尔施塔姆被198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布罗茨基认为是比他更有资格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是“俄国20世纪最伟大的诗人”。曼德尔施塔姆1891年出生在一个犹太裔皮革商的家庭。他读中学时就喜欢诗歌、音乐和戏剧,最爱读赫尔岑等人的作品。他从小跟随父亲到过芬兰和波罗的海几个国家,在彼得堡上中学和大学,还在法国和德国学习和研究过文学和哲学,精通和掌握法语、德语、英语、意大利语、希腊语、亚美尼亚语等多种外语。曼德尔施塔姆1910年发表处女作,1913年出版第1本诗集《石头》,立即得到俄罗斯著名诗人的好评和广大诗歌爱好者的欢迎。而在此之前,他已加入以古米廖夫为首的现代主义的阿克梅派,成为该派重要的诗人和理论家。20年代是诗人创作的旺季,他出版了很多诗集、散文、小说和理论著作,很快便成为俄罗斯最杰出的几个诗人之一。曼德尔施塔姆的诗富有像雕刻般完美的格律和韵致,诗句节奏鲜明,极富乐感。人们说他的诗是“诗中的诗”,是“潜在的文化金字塔”。象征派著名诗人别雷称他是“所有诗人中最诗人化的一位”。天才诗人叶赛宁称他是“天生的诗人”,说“有了他的诗,我们还写什么呢?”这些赞誉,对曼德尔施塔姆来说是一点也不为过的。他的诗是俄罗斯诗坛的一道奇观,包括他早期的诗作亦然,例如《沉默》:

“……他们的创作、他们的命运我十分珍重,这是因为,若没有他们,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作家我都无足轻重:至少我今天不会站在这里。……他们有比我更多的话要说给全世界听……”①

此刻,她还没有诞生,

布罗茨基不止一次向我们说起曼德尔施塔姆。在《文明的孩子——布罗茨基论诗和诗人》②里,他再一次向我们详细地讲述了这个不幸的诗人。

她是词句也是音乐,

无独有偶,1995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希尼也是曼德尔施塔姆的钟情者。“最了解但丁的,不一定是意大利人,而是俄罗斯诗人曼德尔施塔姆;最能继承曼德尔施塔姆的,不一定是俄罗斯人,而是爱尔兰诗人希尼”③希尼说过:“我们对现代俄罗斯诗歌的命运和幅度的认识毫无疑问已经形成了一个法官席,以后的作品都要在这里为自己辩护。从引语到论文和诗作,或作为论文和诗作的主题,或作为论文和诗作可靠的引证,我们今天有多少时候碰不上茨维塔耶娃、阿赫马托娃、曼德尔施塔姆和帕斯捷尔纳克的名字?”④在希尼看来,这些俄罗斯诗人“少数派”的脚尖所抵达的地方,成了后来者的文学创作和道德勇气的起跑线。

她是一个未解的结,

弗·什克洛夫斯基(俄国诗人,文艺理论家,俄国形式主义批评理论的代表人物)在谈到曼德尔施塔姆时曾说:“这是一个奇怪的、困苦的、命运多劫、而又非常具有天才的人!”

联结着一切的生命。

曼德尔斯塔姆敏感,易于冲动,而且不会掩饰自己。我想,再没有哪一种评断比什克洛夫斯基的更准确而到位了。内战期间在高加索等地,他先后被红、白两方的队伍关押;30年代,又两次被捕,长期遭受流放。他几乎一直居无定所,在贫穷中带着妻子流浪。曾不止一次试图自杀。最后,也就是1938年12月(亦说11月)27日,诗人曼德尔施坦姆终于还是死了。他的朋友终究未能挽救他的生命。他死在斯大林的集中营里,然后被埋葬在一个普通公墓里,墓号是1142。而他的妻子娜杰日达,将记住一个令她彻底绝望且永生难忘的日子——1939年1月30日,因为这一天娜杰日达收到邮局退回的包裹,知道丈夫已离开人世……

大海的胸膛静静呼吸,

1891年1月15日(俄历1月3日),俄罗斯白银时代的天才诗人奥西普·艾米里耶维奇·曼德尔施塔姆(Ossip Mandelstamm)生于波兰华沙一个皮革匠、小商人的家庭。出生一年后全家搬到了巴甫洛夫斯克(Павловск)。随后,在1897年他们定居在了彼得堡市。在此,他就学于当地最有名的学府之一——捷尼舍夫(Тенишевскоекомерческоеучилище)商业专科学校,他学习了有关人道主义的知识,也从此开始了对诗歌、音乐、戏剧等等艺术的迷恋(当时学校的校长为象征主义著名诗人弗·吉皮乌斯)。1907年,曼德尔施塔姆来到巴黎,在索邦大学(Сорбонна)听课时结识了尼·古米廖夫。出于对文学、历史、哲学的兴趣,他曾有一年的时间到海德堡(Гейдельбергскийуниверситет)大学听课。期间他也回过彼得堡市,有了与文学圈的最初的接触:譬如,他聆听了弗·伊万诺夫在“塔楼”报做的诗歌讲座。曼德尔施塔姆的处女作发表于1910年,《阿波罗》杂志刊登了他的五首诗歌。最初,他痴迷于象征主义的学术思想和创作,成为象征主义诗派奠基人伊万诺夫家的常客。1911年,曼德尔施塔姆考入了彼得堡大学历史语言系,他希望能够系统地学到自己感兴趣的知识。在这段时间他经常出现在各种文学场合——他那时已经加入阿克梅派(此名源自希腊语“阿克迈”,意为事物的最高阶段、顶峰,繁荣的力量),他的创建者是“诗人车间”的著名诗人古米廖夫,这一诗派中包括他的妻子——著名女诗人阿赫玛托娃、格罗杰茨基、库兹明等等。曼德尔施塔姆不仅发表诗歌作品,而且还创作了一系列文学理论文章。1913年,他出版了自己第一本诗集《石头》,此书的出版立刻给他带来很高的荣誉,使他一下进入俄罗斯著名诗人之列。他曾多次在不同的文学活动中朗诵自己的诗歌。在十月革命前的一段时间里他结识了茨维塔耶娃、沃洛申。1918年,曼德尔施塔姆生活很不稳定,时而在莫斯科,时而在彼得格勒,然后是第弗利斯(Тифлис),他到一个地方总是没多久,就又匆匆地赶往另外一个地方。楚科夫斯基(前苏联著名文学评论家)就曾写到:“……他不仅从来没有自己的财产,甚至没有长期的邻居——他过的是近乎于流浪汉一样的生活……我知道他最大的弱点就是——缺乏生活能力。他就是一个这样的人:他从来不会为自己的生活创造条件,他生活在一切制度之外。”

白昼亮得如此的疯狂,

20世纪20年代对于他来说是文学生涯中最紧张、也是最丰富多彩的时期。他出版了新诗集《哀歌》(1922年),《第二本书》(1923年)、《诗集》(1928年)、他继续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文学的文章《关于诗歌》(1928年)。还出版了两本散文集《时代的喧嚣》(1925年)、《埃及邮票》(1928年)。出版了几本儿童著作《两辆有轨电车》、《煤油炉》(1925年)、《气球》(1926年),另外,他还利用很多时间从事翻译工作。曼德尔施塔姆出色地掌握了法语、德语和英语,这使他能得心应手地翻译大量外国当代名家的散文作品,也源于他对诗歌翻译的高度重视,所以他的诗歌译作也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但从30年代开始,诗人受得迫害,发表作品变得越来越难,翻译得以幸免,这诗人保护了自己。他在这一段时期翻译了10本著作。

盛开着海沫的白丁香,

爱伦堡在《人·岁月·生活》⑤中有对曼德尔施塔姆的描写。在爱伦堡的笔下,诗人曼德尔施塔姆“身材矮小,体质虚弱,长着一撮毛的头总是向后仰着”。曼德尔施塔姆有一种特殊的高贵的气质,爱伦堡用了“公鸡”这样一个比喻——“他喜爱雅典卫城墙边那只以歌声打破静夜的公鸡的形象,而他自己在用男低音唱自己庄严的颂歌时,也像一只年轻的公鸡。”

在蓝黑色的玻璃瓶里。

有意思的是,曼德尔施塔姆在红色政权这里受到了专政,在早期阶段的白色政权那里,也蹲过监狱。1919年,曼德尔施塔姆被白军抓获,被当作重要的间谍来审问。在审问的时候,他居然打断侦察员的话:“您最好是说,您放不放无辜的人?……”在动辄枪决犯人的反间谍机关中说这种话是荒唐的,而充满孩子气的诗人却宣称:“我生来就不是蹲监狱的。”命运偏偏与他作对,监狱的影子始终笼罩在他的头上。1933年秋天他因创作了《我们生活着,感受不到脚下的国家……》一诗,而在1934年5月被逮捕。因为布哈林的保护,对诗人才算从轻发落——被流放到了卡马河上的切尔德恩(Чердынь-на-каме)。他在此度过了两周时间,生了病,被送进了医院。康复后又被下放到沃罗涅日(Воронеж),在报社、杂志社和电台工作。刑期结束后,他回到了莫斯科,但是政府禁止他在这里生活,他只好又搬到了加里宁。他拿到了去疗养院休假的许可证,他与妻子来到萨玛基哈(Саматиха),但不久他再一次遭到逮捕,被判处5年徒刑。随后,被流放到远东。1938年12月27日,曼德尔施塔姆在转送拘留地时,病死于第二溪(Втораяречка)(现在属于符拉迪沃斯托克)拘留所的医院板棚内,尸体葬于何处至今不明。这位“生来就不是蹲监狱的”诗人,死在离故乡一万公里的西伯利亚。爱伦堡动情地写道:“这个怕喝一杯未开的水的人,身上却有真正的勇气,这股勇气陪伴了他一生,直到篝火旁的十四行诗。”

但愿我的口学会沉默,

再一次接触曼德尔斯坦姆是在刘小枫的书中。在《沉重的肉身》和《这一代人的怕和爱》这两部书中,刘小枫都提到了这位诗人。刘小枫写道:“‘我的罗斯,我的生命,我们将同受煎熬?……’这不但是诗人勃洛克的心声,也是巴乌斯托夫斯基的心声,是阿赫玛托娃、曼德尔斯坦姆、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等整整两三代饱经蹂躏的俄罗斯诗人的心声。只有无限崇敬十字架受难的灵魂,才唱得出这种为受难的爱而颤栗的歌。”⑥

回到沉默的泰初,

曼德尔施塔姆,与他的时代,与那么多“少数派”的作家,都有着刻骨的联系。

宛如水晶的音符,

除了布罗茨基,他的最重要的朋友应该是阿赫玛托娃。

一诞生就晶莹透澈!

曼德尔施塔姆最要好的朋友可能就是阿克玛托娃了。

留着海沫吧,阿芙洛狄忒!

据阿赫玛托娃所记⑦,曼德尔施塔姆在1928年8月25日给她的信中写道:“我想回家,想见到您。您要知道,我有一种本领在想象中进行交谈。不过只能和两个人,即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和您。”曼德尔施塔姆所急要得到的,非常明显,就是必须接触到特定的同类的友好气息,他们的面容,他们的声音。诗人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脆弱的人,他们那颗孩子的心只有在一种同声相应与同气相求的和谐中,才能得到安宁。

让词句还原为乐音,

1933年曼德尔施塔姆来到列宁格勒,有一个晚上他和阿赫玛托娃谈起但丁的《炼狱》,阿赫玛托娃背诵了其中的一段,曼德尔施塔姆竟哭了。阿赫玛托娃吓了一跳,问他怎么了,他回答:“不,没什么,因为是您的嗓音在背诵这些话。”1936年2月,阿赫玛托娃到沃罗涅日去看望被流放此地的曼德尔施塔姆夫妇。曼德尔施塔姆告诉她,当他精神失常时,便在所居地切尔登四处乱窜,到处寻找她被处决后的尸体。这一记述生动感人,它透露了曼德尔施塔姆和阿克梅诗派几乎所有诗人内心中的恐惧,这个诗群所面临的抚慰与温暖差不多在那个时代全部丧失了。曼德尔施塔姆是个期待型的人,他对现实世界一直怀有某种孩子般的天真的期望。当然,曼德尔施塔姆是幸运的,他得到了很多最珍贵的友情,虽然,事实上他所得到的只是像阿赫玛托娃这些同类人的温情。他给阿赫玛托娃写信:“我想回家,想见到您。”这样坦诚、直率的表达,像一个孩童表述出的对他们之间关系的依恋,那接近于孩子般的童稚之言令人震颤。

让心羞于见心,

1933年,曼德尔施塔姆的诗越见沉郁而美丽。

而与生命的本原融合!

“好吧,让我们来试着转动/这笨重的吱呀作响的巨轮……”(《自由的霞光》)

从这里可以看出曼德尔施塔姆来自象征主义的阿克梅派的些许风格。他的诗庄重典雅而又玲珑剔透,抒情状物精确简练,韵律优美考究,极富表现力。但他最重要的主题应该是他以人为本的那些诗句:

“我因残酷的屈辱而幸福/在那如同梦幻的生活之中/我默默地把每一个人嫉妒/却又默默热恋每一个人”(《像一棵簌簌作响的芦苇》)

永远不朽的不是罗马,

……

而是人在宇宙中的位置。

然而诗人的生活却越来越糟。退休金只能勉强用来支付房租和购买口粮,42岁的他已经变得不爱动了,头上长出了白发,虽然两眼依然炯炯有神,但呼吸开始吃力。1934年2月的一天,在莫斯科,曼德尔施塔姆突然对阿赫玛托娃说:“我准备迎接死亡。”而阿赫玛托娃却坚定地说“我准备活下去!”1934年5月,内务部人民委员亚戈达签发了逮捕证,警察在诗人的家里搜查了整整一夜。“他们在找诗,他们走在从小箱子里扔出来的手稿上”,他们终于找到了“罪证”,但并不是他们最希望找到的。最后诗人从容地点了点头,就被带走了。阿赫玛托娃得知了消息,马上动身从列宁格勒赶来看他,随身还带了一尊自己的小雕像,她准备卖掉雕像,以便能买一张回程票。曼德尔施塔姆的朋友们也开始行动起来,他们敲开一扇又一扇办公室的门,他们寻求所有可能的关系:得势的诗人帕斯捷尔纳克、《消息报》的主编布哈林……他们想尽了一切办法,最终却只能在一堵堵厚墙壁面前碰得头破血流。

牧师们为战争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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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们企图把它控制。

诗人被流放到了北乌拉尔地区卡马河上游的一个小镇上,没有了自由、生活、亲人和诗神,绝望中的曼德尔施塔姆企图跳楼自杀,但仅仅摔断了胳膊。斯大林闻知此事后,进行了过问。他同意让诗人自己另选一处流放地,诗人选的是沃罗涅日,从而便开始了他辉煌的“沃罗涅日时期”。诗人阿赫玛托娃写过一首送给曼德尔施塔姆的诗:《沃罗涅日》

但没有人,房屋和祭坛

全城结着冰。

就像垃圾,只配鄙视。

树木,墙壁和雪,仿佛

曼德尔施塔姆以人道主义、人本理念作为评判历史和时代的最终标准,使他在十月革命后不容于统治者的大一统思想,这是导致他苦难和惨剧的主要原因;当然,这当中,性格因素也不能排斥,他从来都不善于保护自己。

罩在了玻璃中。

曼德尔施塔姆身材矮小,体弱多病,性格怪异,神经敏感。他言行幼稚,常常露出一副憨态可掬的样子,逗得人们不得不发笑。他生活难以自理,为人处世能力很差,在社会生活各种复杂的关系面前常常像儿童那样无所用心地简单随意处理,被认为有心理疾患。他没有任何虚伪和矫饰,只有真诚和坦率,从来不会藏拙,不善于保护自己。他虽然十分胆小怕事,但失去控制时,又勇猛如狮虎。他为了捍卫他认定的真理,坚持他的哲学观点和诗歌理念,他会表现得为常人所远远不及的大智大勇。他的好朋友爱伦堡对他的评价是:“生活上轻率,艺术上严格。”像他这样不合时宜且性格怪异的知识分子,除了有与其他知识分子一样遭打压的待遇外,还要多受牢狱之苦。

我颤抖着踏过冰雪,

十月革命后的苏俄经济衰退,社会不稳定,人们吃不饱穿不暖。曼德尔施塔姆与不少知识分子一样,没有正式工作,没有固定收入,连固定住房也没有。他的生计,一靠给高尔基和卢那察尔斯基主持的出版机构提供不需发表的译稿获取微薄的稿酬,二靠文朋诗友们的接济。由于他的异端思想,10几年中在苏维埃政权下,除出版过1本散文集外,再没有出版过其他作品。可见以稿费为生的他生活之艰难和穷苦。但就是在如此贫困和多病的情况下,不少女性仍喜爱他,其中一名叫娜杰日达的姑娘与曼德尔施塔姆恋爱结婚。这位体质不佳但精神坚强的女性一直伴随着曼德尔施塔姆度过了艰辛和苦难的一生共19年。在曼德尔施塔姆死后的42年中,她一直作为他的遗孀而生活着。她为了使丈夫的诗歌不至湮灭于帝国的专制中,她日日夜夜背诵着丈夫的诗句,直到烂熟于心,以致她后来写作时自然而然地就带上了曼德尔施塔姆的风格。曼德尔施塔姆死了,他的诗却在她的心中存活了下来。她为后人留下了一部十分珍贵的回忆录。布罗茨基高度评价曼德尔施塔姆夫人道:“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在帝国的大火中被焚为灰烬,而他并未消失,他的力量在妻子的精神中存贮下来,它是无穷的,可以使一个垂垂老矣的老妇人像一块仍蕴藏着绵绵热力的炭一样灼人。”

漂亮的雪橇也未必平稳。

十月革命后,一些出生入死的女革命家摇身一变成了贵妇人。她们与她们的丈夫天天享用鸡鸭鱼肉甚至山珍海味,而作家们与普通老百姓却挨饿。在这样的艰难的日子里,她们有时也附庸风雅,与作家交朋友,并常常宴请那些忍饥挨饿的作家。曼德尔施塔姆与另一诗友接到一次他认识的一个叫莱斯纳的贵妇人的宴请。曼德尔施塔姆走进贵妇人的大厅后,立即就发现一个他认识的全俄肃反委员会的骨干分子勃留姆金。曼德尔施塔姆侧过身去,在一张桌子边坐了下来,就大吃大喝起来。吃饱唱足这一桌丰盛的美味佳肴后,曼德尔施塔姆不经意间用眼扫了一下侧后面的勃留姆金。这时,那家伙可能是有点醉了,突然从身上拿出几张签过字的空白逮捕证来。在这样的逮捕证上只要在空白处写上谁的名字,谁就会被逮捕。只见勃留姆金边响应着同桌“干杯!”、“干杯!”的吆喝,边掏出钢笔,并叫喊道:“我填了那家伙的名字,逮捕他,枪毙他,再干杯。”如此兴之所至、随心所欲地逮捕一个人,一下子令曼德尔施塔姆愤怒起来,他全身急剧地抖动起来。他神经一下失去控制,像猛虎下山一般朝着勃留姆金扑去,并立即抓过逮捕证,“嚓”、“嚓”两下就撕个粉碎。待勃留姆金回过神来,曼德尔施塔姆已跑出大厅,消失得无影无踪。勃留姆金恨得牙齿咬得嘣嘣响,准备收拾曼德尔施塔姆。曼德尔施塔姆冷静下来后,知道闯下杀身之祸,不敢回居所,因为勃留姆金会带人来搜捕他。他只得忍着寒冷在街上流浪一夜并思考如何自救。第2天,他找到莱斯纳,请她帮忙,因为莱斯纳和她的丈夫同克里姆林宫关系密切,而且与全俄肃反委员会的负责人捷尔任斯基熟悉。莱斯纳喜欢以作家的保护人自居,这时有这个机会向文学界和知识界展示这一作家保护人的面目,何乐而不为之呢?于是,她带着曼德尔施塔姆见了捷尔任斯基,并说勃留姆金的举动损害了全俄肃反委员会的形象,她还为曼德尔施塔姆辩护了几句。令曼德尔施塔姆吃惊的是:捷尔任斯基不但没有指责和为难他,反而肯定他,说他“做得对”,并说他的那个部下勃留姆金“应该枪毙”。后来事实证明:捷尔任斯基还是庇护他的部下的,他说“应该枪毙”,只是说说而已;甚至在勃留姆金暗杀了德国驻俄国大使这一令列宁极为恼火的事情后,他也没有将他枪毙。不过,捷尔任斯基对曼德尔施塔姆的话还是兑现的:曼德尔施塔姆未遭到逮捕,更没有遭枪杀。

乌鸦在沃罗涅日的铜像上筑巢,

但是,曼德尔施塔姆躲过这惊心动魄的一劫后,却躲不过以后的一次次灾难,直到招来杀身之祸。说来也令人奇怪,这之后,曼德尔施塔姆常常为一些小麻烦甚至鸡毛蒜皮之类的事情或误会而遭受牢狱之苦。20年代初,曼德尔施塔姆因买一个鸡蛋后又将该鸡蛋连同身上的钱换糖吃而遭逮捕,原因是换糖吃的鸡蛋在原价基础上加了1卢布的价。在苏俄实行战时共产主义的经济政策时这是不允许的。曼德尔施塔姆以投机倒把罪被关了起来。在这前后,曼德尔施塔姆在乌克兰被白军误认为是布尔什维克的特务而遭逮捕。全靠他的诗友前来证明他的身份,并作保,他才走出牢狱。曼德尔施塔姆自认倒霉,便不想在乌克兰待下去了,于是前往彼得堡。不料,福不双至,祸不单行。他在路上又被孟什维克当成白军和布尔什维克的双料间谍,他又被逮捕并关起来。当地诗人们闻讯后感到十分可笑:迂腐加幼稚的著名诗人曼德尔施塔姆竟会是双料间谍?他们把他保了出来。曼德尔施塔姆出狱后没有作任何准备就赶往彼得堡。他怀揣白军占领区的证件,在半夜到达彼得堡。这时,他只想到自己又冷又饿,全然没有想到别人怎么样。他极不善于处世和处理人际关系。他就这样半夜三更去找同为阿克梅派的诗友盖·伊万诺夫。他敲了半天的门,没有人应声。在革命恐怖的年代,半夜敲门怎不令人心惊肉跳呢?也许是盖·伊万诺夫要处理一些不合时宜或不能公开的东西。待他去开门时,曼德尔施塔姆已因冷饿而晕倒在门口。盖·伊万诺夫用热腾腾的茶点将曼德尔施塔姆喂醒后才知道他带的证件是白军占领区发的,可曼德尔施塔姆对此竟懵然不知。盖·伊万诺夫看着傻模傻样的曼德尔施塔姆,只好让他天亮后马上去找卢那察尔斯基办一个新证件,并把老证件毁掉。这样,曼德尔施塔姆在诗友的帮助下才避免了又一次坐牢。

那白杨和绿色环绕的拱形门

曼德尔施塔姆就是这样一个人:在诗的天地里,他是一个天才;在生活中和社会上,他是一个低能儿。他完全不懂得虚假,不懂得伪装,不懂得保护自己,而且不会吃一堑长一智。因此,他最终闯下了比撕掉勃留姆金逮捕证更大得多的祸——写诗讽刺斯大林。这是真正的杀身之祸。

蒙着薄雾和阳光微尘洁净

曼德尔施塔姆在朗诵了讽刺斯大林的诗后差不多半年时间左右,因人告密而遭逮捕。逮捕令是操有人们生死大权的内务人民委员亚戈达签发的。这一案件惊震了苏联文学界,一时恐怖笼罩苏联文坛,作家们感到人人自危。但很快,俄罗斯文学和作家为民请命的光荣传统顽强地表现了出来。不少作家开始为曼德尔施塔姆鸣不平,并为营救他而呼吁和奔走。这其中,曼德尔施塔姆的好友、阿克梅派最重要的女诗人阿赫玛托娃和曼德尔施塔姆的朋友、未来派最重要的诗人帕斯捷尔纳克对曼德尔施塔姆营救最为积极。两位营救者自身也是难容于苏维埃政权的,他俩是冒着与所谓反革命分子沆瀣一气的风险和处于可能遭逮捕的境况来开展营救曼德尔施塔姆的。

在这片英雄的土地上

阿赫玛托娃想方设法通过文艺界朋友的引见,认识了中央执委书记叶努基泽的秘书,又通过这位秘书拜访了叶努基泽。叶努基泽是斯大林周围的权势人物,阿赫玛托娃请叶努基泽在斯大林面前为曼德尔施塔姆说情。

还弥漫着大战的烟尘。

帕斯捷尔纳克与曼德尔施塔姆的关系不如曼德尔施塔姆与阿赫玛托娃那么密切。帕斯捷尔纳克对曼德尔施塔姆的诗和散文十分推崇,曼德尔施塔姆对帕斯捷乐纳克的诗也十分喜爱,而且专门写有评价帕斯捷尔纳克的诗的文章。两人几乎同时结婚,两人的妻子都是画家,两家均较穷困,爱好也很接近。帕斯捷尔纳克不怕危险,登门安慰曼德尔施塔姆的夫人娜杰日达,并问她可以为她办什么事。娜杰日达非常感谢帕斯捷尔纳克不顾个人安危来看望她。她不想给帕捷尔纳克添麻烦,但曼德尔施塔姆的被捕又使她痛苦不已,她犹豫再三后,试着建议帕斯捷尔纳克去找一下苏联中央执委前委员和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前委员、现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委员和《消息报》总编辑布哈林。布哈林与文学界人士有良好的关系,工作作风平易近人,没有领导人的架子。曼德尔施塔姆曾为营救弟弟的事找过布哈林,布哈林当即打电话给捷尔任斯基,请他接见曼德尔施塔姆听其陈述弟弟的情况。这一次,曼德尔施塔姆被捕后,娜杰日达也找过布哈林。帕斯捷尔纳克决定去找布哈林。布哈林十分欣赏帕斯捷尔纳克的诗,也熟悉帕斯捷尔纳克,并且与之还有交往。布哈林确实爱惜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才,在3个月后召开的第1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布哈林当着全体作家和文化官员的面高度评价帕斯捷尔纳克是“我们当代的诗歌巨匠”。这是后话。帕斯捷尔纳克首先出于爱才,其次才出于友谊,就毫不犹豫地面见了布哈林。他说:“曼德尔施塔姆是一位大诗人,不能因一首愚蠢的诗就把他送进监狱。”布哈林也许不一定知道曼德尔施塔姆写了一首讽刺斯大林的诗,他承诺一定要解救曼德尔施塔姆。帕斯捷尔纳克留给布哈林一纸表明自己看法的材料。布哈林在帕斯捷尔纳克的材料上写下了请求减轻对曼德尔施塔姆的惩罚和帕斯捷尔纳克为曼德尔施塔姆被捕一事感到极为不安等句子,然后报给斯大林。

我们头顶的白杨宛如

看来,这个书面材料真的起了作用。1934年6月末的一天,帕斯捷尔纳克所在的公共住宅的走廊里的电话响了,女邻居接过电话,告诉帕斯捷尔纳克是克里姆林宫打来的。他开始以为是什么人在开玩笑,就把电话挂了。但电话又立即打了过来,他这才意识到是直接在与最高领导人通话。他马上欣喜地告诉斯大林:他知道这一刻总有一天会到来的,希望能拜见领袖,与他谈论生与死的终极问题和俄国的未来。斯大林打断他的话,用带格鲁吉亚腔的俄语问候了他两句后,单刀直入地问他曼德尔施塔姆朗诵诗时他在不在场。帕斯捷尔纳克含糊其辞,斯大林逼问着他:

移来一片密林

“曼德尔施塔姆是不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一位大师?”

发出风的喧哗

“这不是关键,诗人理应得到相应的对待……”帕斯捷尔纳克回答说。

仿佛一场热闹的婚宴

“您为什么不为曼德尔施塔姆的案件去找苏联作协或找我本人呢?”斯大林又突然问道,“如果我是曼德尔施塔姆的朋友,我会不顾一切地去营救他……”

在举杯为我们欢庆。

“作协从1927年起就不管这类事了。”帕斯捷尔纳克回答说,“如果我不帮助他,您大概还不一定知道这个案子。”

而被贬黜的诗人的屋里

随后,斯大林说曼德尔施塔姆还在审理中,一切都会顺利进行。帕斯捷尔纳克说邻居都从门里探出头来,所以很难言说话,能见一面就好了。斯大林没有回答他,就不客气地把电话挂了。

只有缪斯和恐惧在值勤。

帕斯捷尔纳克不知道这种电话应不应该保密,就主动给斯大林打电话。接电话的是斯大林的秘书波斯克列贝舍夫,后者让帕斯捷尔纳克自己看着办。

夜依然在行进,

斯大林给帕斯捷尔纳克打电话成了轰动一时的新闻。人们觉得是领袖对作家的关心。当时,苏联作家协会正在筹备,以前对帕斯捷尔纳克不理睬的人态度一下变了。甚至帕斯捷尔纳克进作协餐厅吃饭,服务员也为他脱大衣。如果他请某位生活困难的作家吃饭,作协负责人还表示愿意为他付款。

它不知何为黎明。

不久,曼德尔施塔姆被释放了。他只被关了半个月多一点。他被判为流放至契尔登市,妻子将陪同他前往。这时,他因受刺激,神经已不正常。他到契尔登市一家疗养院后,一次竟翻出窗户跳下自杀,摔断了肩胛骨。后来,经文朋诗友们的再次说情,他被内务部批准迁往气候温暖的更大的一个城市沃罗涅日。这是很轻的处罚了。看来,布哈林、帕斯捷尔纳克、阿赫玛托娃和其他参加营救曼德尔施塔姆的朋友们的努力没有白费。曼德尔施塔姆的夫人娜杰日达一生都感谢布哈林和帕斯捷尔纳克等人。当然,物质生活仍十分贫困,他们住在没有暖气的房间里,处于食不裹腹的状态中。1934年夏,爱伦堡到沃罗涅日探望了曼德尔施塔姆;流放期满后的1938年春,爱伦堡在莫斯科又看望了他,并脱下身上的皮夹克给他,他一直穿在身上,直到被押到海参崴劳改营。1936年早春,阿赫玛托娃也到沃罗涅日探望了他。爱伦堡和阿赫玛托娃等人自身也十分困难,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曼德尔施塔姆夫妇的生活均有所帮助。在沃罗涅日,曼德尔施塔姆仍顽强地坚持写作,写出了他逝世28年后才得以出版的诗集《沃罗涅日笔记》等作品。这部诗集写于1935—1937年,那是在常人难以忍受的恶劣环境和受尽虐待的状况下写出的。这从曼德尔施塔姆1937年初写给科·伊·丘科夫斯基的一封信中可以看出:“一个患了严重精神病(更确切地说,是一次悲惨而筋疲力尽的疯狂)的男人在身体受损的情况下回去工作,并且是刚刚在这场大病之后,在一次企图自杀之后。……我急匆匆进入我的工作。为此我被殴打,遭冷遇,接受道德审判。我照样工作。我放弃一切自尊。我觉得我还被允许工作真是一个奇迹。我觉得我们整个生命都是一个奇迹。经过1年半之后,我病弱不堪。大约在这个时候,虽然我没有再做错任何事,但是我的一切都遭剥夺:我生活的权利,工作的权利,治疗的权利。我被当成一只狗、一只劣等狗……我是一个影子。我不存在。我只有死的权利。我妻子和我正被逼向自杀。求助于作家协会是没有用的。他们对整件事袖手旁观。”

1937年秋天,阿赫玛托娃最后一次见到曼德尔施塔姆,那时,曼德尔施塔姆夫妇已没有了过夜的地方,阿赫玛托娃便留他们住在自己喷泉楼的家中,并对躺在长椅上的曼德尔施塔姆最后一次朗诵了自己的诗作:

曼德尔施塔姆流放期满后没有工作,居无定所,他与他的妻子生活非常艰难困苦。尽管他得到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等地一些作家和朋友的接济,但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他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顾不得以前信中说的“求助于作家协会是没有用的”那句话,硬着头皮写了一封信给作家协会总书记斯塔夫斯基,请他过问一下国家文学出版社先向他约稿后又毁约一事,因为曼德尔施塔姆要靠出版社约请他翻译书稿获取稿酬来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

你还没有死,你还不是孤身一人,

善良而没有心计的曼德尔施塔姆哪里会想到:他所求助的斯塔夫斯基与另一个作家巴甫连科在他从流放地回来后就暗中注意着他的言行,并在他的诗作上找岔子,特别是吹毛求疵地评价他写的赞美斯大林的诗,说写得佶屈聱牙,不庄重,不严肃,有损于领袖的光辉形象等等。斯塔夫斯基用污告信的方式将曼德尔施塔姆密告到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那里(前内务人民委员亚戈达刚被处决不久,同时被处决的还有受人爱戴的布哈林以及其他人),而且重提曼德尔施塔姆的那首讽刺诗,同时还把巴甫连科诋毁曼德尔施塔姆的诗的密告信连同寄上。这时,在抄布哈林的家时抄出了曼德尔施塔姆写给“人民的敌人”布哈林的信和他给布哈林的签名赠书。这对曼德尔施塔姆来说,真是雪上加霜。1938年3月,曼德尔施塔姆被逮捕并被判劳改。

你还有一个行乞的女友为伴,

1938年9月7日,曼德尔施塔姆被押往靠近中国边境的万里之遥的海参崴。路上1个月,他被折磨得死去活来。到达海参崴时,他已憔悴不堪,瘦骨嶙峋,精神又开始失常。在劳改队中,他因精神失常而导致的异常言行遭到一些人的辱骂甚至殴打。他不吃看守人员分发的食物,这倒不是因为食物粗糙难以下咽,而是他觉得有人要害他,食物有毒。他饿得挺不住了,有时竟到垃圾堆去寻找食物。这时,他的精神病越来越严重,他变得形销骨立,蓬头垢面。可他却不忘对着狱友们朗诵他的诗作,这惹得一些人到处驱赶他、辱骂他。不过,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欺负他。劳改队的医生和一部分政治犯、刑事犯同情发病的曼德尔施塔姆。他们见到曼德尔施塔姆被欺负时就来帮忙,有的医生还减轻他的体力活,增加他的口粮,一些囚犯还常常用自己的食品招待他,不然他早就饿死了。但是,这只能暂时维持曼德尔施塔姆的生命。他本已衰弱到极点的身体和完全崩溃的精神哪里经受得住劳改队的摧残。1938年12月27日,曼德尔施塔姆终于倒下了,他死于非人的折磨导致的疾病、饥饿和疯狂。一位狱友回忆道:“……我们被押到浴室洗澡,但没有水。让我们脱掉衣服,衣服被拿去烘烤,我们就等着烘好的衣服。天很冷。这时,两个脱光衣服的人突然倒下了。看守人员立即跑过来,掏出两块小木片,用绳子把小木片系在倒下的这两个人的脚趾上。其中系在一个皮包骨头的人的脚趾上的那块小木片上写道:‘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反苏宣传罪。劳改10年。’然后在两具尸体上倒上氯化汞。”

你和她还能共享茫茫平原

曼德尔施塔姆死后1个月零3天,他的夫人娜杰日达收到了一个退回的包裹,那是多日前她寄给曼德尔施塔姆的。她从这一天起才知道她亲爱的丈夫已经永远地离开了她。令她刻骨铭心的这一天还有另一面:卑鄙的告密者巴甫连科在这一天获得了国家最高荣誉奖章。这是文明的耻辱,也是对人类良知的嘲弄。

你和他还能分担风雪严寒

曼德尔施塔姆可敬可爱的妻子悲痛万分,但她只能通知几个特别知心的朋友,秘密地悼念曼德尔施塔姆。而这比起成千上万人的悼念活动来是更为感人和更为有力的。曼德尔施塔姆在国外的朋友也为他举行了悼念活动,并写了追悼他的文章。

那是斯大林暴政的年代,灾难跟踪着每一个人。1938年,恐怖再一次降临,曼德尔施塔姆又被莫名其妙地带走了,不久就死于远东一座集中营。怀着无限伤感与惆怅,阿赫玛托娃深情地回忆起往事,她说:“当他得知我在喷泉楼的生活如何恶劣时,他对我说,请您记住,我的家就是您的家。这事只能发生在死亡临头的时刻……”

随着岁月的流逝,社会进步终将纠正违反人类良知的丑行。1956年,曼德尔施塔姆在1938年的第2次被捕被平反,但在1934年的第1次被捕未能平反。人们迷惑不解并愤愤不平。原来,如果为第1次被捕平了反,则当时对曼德尔施塔姆施以酷刑的材料将公之于众,这于苏联克格勃和苏联当局不利。但历史前进的步伐是不能阻挡的。1987年,曼德尔施塔姆在1934年的第1次被捕也终于被平反。克格勃折磨曼德尔施塔姆等作家的罪行也被揭露出来。人们痛恨告密者和克格勃。

阿赫玛托娃在怀念曼德尔施塔姆的文章中写道:“做他的朋友是荣誉,做他的敌人是耻辱。”在阿赫玛托娃的自述文章中,她从没有忘记记述某种关联:“(1910年)我和一号诗人会的友人——奥·曼德尔施塔姆、米·津克维奇及纳尔布特一起,成为阿克梅派主义者。”阿赫玛托娃为人注意的短文大都是有关其他诗人的记述、记忆与怀念,充满着热情与怀想的醉意。老年的阿赫玛托娃仍然向往当年的“诗人车间”成员聚会,其回忆溢满着世俗情怀,而且为之不惜笔墨。她兴致勃勃地记录了好些首那些诗友们互相描写取乐的诗,如“嘲弄奥西普的诗:烟灰落满在肩头,别吭声——/让友人害怕吧!——大金牙。”这首诗的含意无非是奥西普吸烟时总往肩后抖烟灰,而一堆烟灰因此积累在肩头上。“那时他(曼德尔施塔姆)就写成了神秘莫测的(但又不太成功的)关于《白雪上的黑色安琪儿》一诗。娜佳说那是写给我的。”“古米廖夫很早而且很高地评价了曼德尔施塔姆。”在阿赫玛托娃文中另有一小段:“关于帕斯捷尔纳克,他(曼德尔施塔姆)说:‘我关于他想得太多了,甚至于想累了。’还有:‘我的诗,他一行也没有看过,对此我深信不疑。’”曼德尔施塔姆似乎是这方面最不能掩盖自己的表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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